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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蒋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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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道

 

探求科学真谛,努力建构科学与人文沟通的管道,批判单向性的科学主义,试图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追求新的发展道路。

文章

科学出版社推出《火蝴蝶文丛》  (作者置顶)

科学出版社推出《火蝴蝶文丛》




http://www.networkchinese.com/region/china/07082703.html
另参考:http://shc2000.sjtu.edu.cn/0708/huanxiangzh.htm

丛书名:火蝴蝶文丛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升华 王建
书讯兼丛书简介:


科学出版社科学文化佳作系列中的一套最新力作《火蝴蝶文丛》于近日正式发布,受到广大媒体和读者的普遍关注。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加剧,一些原本从事科学哲学、科学史等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科学文化问题,在学术界和公众传播领域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因其科学与文化并重的特点,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这套文丛就是这个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主要几位作者最新成果的集中呈现。

本文丛秉承"科学文化人"的核心理念,分别从科学幻想、科学文化、博物生活、科学观念、科技政策及现代化反思六个方面对潜入到我们日常生活每个角落的"科学技术"进行了全方位的体察与解读。丛书思想深刻,文风犀利,观念新颖且略带叛逆,语调幽默又不失文雅,几位作者积极、热情、自由、执著的生活态度极具感染力,是一套很有欣赏和珍藏价值的"科学时代思想读本"。


丛书分册信息

1

书号:978-7-03-019778-8
书名:我们准备好了吗: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
作者:江晓原
定价:26.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收集了作者对著名幻想作品(电影、小说)的系列评论,以及对这些作品背后的科学思想资源的发掘和研究。这些评论和研究又与科学的现实问题密切结合,诸如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融合问题、科学主义问题、乐观还是悲观地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等。

2

书号:978-7-03-019777-1
书名: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
作者:刘兵
定价:26.00元

内容简介:

随着近些年来国际国内对于科学的多学科人文研究,对于科学和世界的理解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一种典型的观点,就是关于科学的多元文化的观点。

本书基于科学史、人类学、科学传播等学科的研究,相对通俗地给合传播、反思、实践、历史等主题,对科学的多元文化进行了讨论,包括从理论到具体案例的广泛内容,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在当下的学术界和社会上被热烈讨论的关于科学文化的焦点问题。

3

书号:978-7-03-019796-2
书名: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
作者:刘华杰
定价:2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近代自然科学博物传统意义的阐释,提出了新博物学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用博物的眼光描述世界的图景,引领读者体会世界的复杂与不确定,并进而对人和作为人的自然科学在这样的图景下应当有怎样的伦理观念和科学观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思考和体验。

4

书号:978-7-03-019797-9
书名:人天逍遥:从科学出发
作者:蒋劲松
定价:2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从事科学文化理念研究的思想集成,从对科学的重新审视出发,反思我们应如何对待自然,并重估科学之外其他文化传统的价值,追问如何才能避免科学沙文主义的危害,从而让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生活服务;同时,还重新思考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努力恢复我们对灵性世界的感悟,从而最终达到精神的自在逍遥与人生的宁静和谐。

5

书号:978-7-03-019795-5
书名: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
作者:田松
定价:25.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者关于全球化、现代化、工业文明、传统的价值等问题的文章大集成,从科学哲学及科学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若干具体的案例剖析,对当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当下大众话语中的一些流行观念进行了犀利的解构,在此基础上对传统的价值进行了重估。

6

书号:978-7-03-019776-4
书名:喧嚣与凝视:透视转型期的科技政策与公共生活
作者:李侠
定价:2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涉及科技方面的政策制定为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全面地反思和探索。

在理论层面,对科技政策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反思,探索了转型期科技政策制定的理论根据,剖析了当前科技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进而尝试构建一种结构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在实践层面,对政策制定中存在的管理问题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现场扫描,结合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具体案例揭示了科技政策制定中存在的缺失与局限。

文章来源: http://www.networkchinese.com/region/china/07082703.html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9月3日, 星期一 17:4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越科学而任逍遥——《人天逍遥:从科学出发》前言  (作者置顶)
摘要:天人之际,幽微深密,如何才能窥其堂奥?于今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以为答案只能是:“从科学出发”。但是,我这并不是要主张将科学知识和方法无限制地绝对化,应用其来解决一切问题。那样就是假定,科学能够提供一切可能的答案,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人类精神领域最高的成就,是真善美的绝对统一。这正是我在本书中要批驳的唯科学主义的观点。因为,科学研究不过是人类探索天人奥秘的起点,而绝非占有真理的终点。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8月26日, 星期日 23:56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  (作者置顶)
摘要: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并挑战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伦理。人们往往从科学的物质成就上去理解科学,而忽视了科学的文化内涵及社会价值。在科技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科学精神淡漠、行为失范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等令人遗憾的现象。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4月5日, 星期四 23:42  回复(1) |  引用(0) 加入博采

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  (作者置顶)
摘要:2002年11月21日到11月22日,京沪两地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聚集上海,举行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就科学文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坦率讨论,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本报兹发表本次会议的学术宣言,以供各方参考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3月16日, 星期五 11:5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五次科学文化研讨会备忘录  (作者置顶)
摘要:2007年1月12日~13日,第五次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回顾了2002年第一次科学文化研讨会以来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演变,并结合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公众科学事件,对有关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讨论。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3月15日, 星期四 23:48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岭树重遮千里目: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  (作者置顶)
摘要:2005年11月11日~12日,第四次科学文化研讨会在北京昌平召开。与会者回顾了2002年第一次科学文化会议以来,科学文化问题在若干层面上的演变,并对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公众科学事件进行了讨论。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5年12月31日, 星期六 15:28  回复(5) |  引用(1) 加入博采

珍视本土的教化资源

珍视本土的教化资源

蒋劲松

 

民众需要教化,更需要本土的教化资源。

 

在央视“百家讲坛”诸多讲演者中,讲解《论语》的北京师范大学于丹副教授,大概是最具争议的。虽然,我也同意许多批评者的意见,于丹的解读中确实存在不少学术上的硬伤,需要纠正和改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于丹在传播乃至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反映了民众对于本土教化资源的强烈渴求。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对孔子圣人形象的解构相比,在教化民众的意义上,于丹的解读方式其实更有价值,更值得重视。

 

据本报1214报道,今年9月以来,甘肃省白银监狱将国学讲座引入服刑人员的日常教育,帮助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早日回归社会,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服刑人员参加了学习。我认为,这是充分挖掘本土思想资源,教化人心,建设和谐社会的善举。

 

说到“教化”,大概许多人会立刻涌起反感,忍不住要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反启蒙的态度,不够“民主”和“平等”,而且是一种要不得的复古。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任何社会秩序的确立与延续,都需要对其成员进行不断的教化;本土的传统资源也是任何社会的教化过程所必不可少的。教化固然具有“规训”的性质,然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一定就是压抑个性,妨碍思想自由的。因为,民众实际上有一种自觉接受教化的内在需求。今天社会上对于丹的由衷赞赏与狂热追捧,正是这一需求的市场表现。

 

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思潮日甚一日,中国现代化进程却反而坎坷连连,欲速而不达。而更重视利用传统资源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则要平稳顺利得多。对于近代西方的成功,人们一般只注意到了大学在引领观念革命方面的推动作用,却忽略了在大学之外教会坚持传统,保证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具有延续性的保守作用。须知,保守与进步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味躁进,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在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急剧变化中,人们更需要传统来提供安定人心、塑造人格。

 

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以来,学者们按西方近代学科体系的框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体系割裂开来。传统文化丧失其有机联系,沦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资料和对象,因而也失去了活生生的教化功能。其背后的假定是无视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地方性,将其当作衡量一切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标准。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非常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逻辑。

 

在多年激进思潮退热之后,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形势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得到恢复,逐渐能以平和的心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尤其是民间自发地掀起了儿童经典诵读学习的热潮。在认识国学资源的教化价值方面,个人觉得,与学院派的教授们相比,普通民众甚至有更加敏锐的直觉。不仅企业老总们愿付重金参加名校的国学班学习,而且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诸如孟母堂之类的现代私塾教育机构的涌现。在目前义务教育广受批评的情况下,从尊重子女教育的父母选择权的角度上看,这种新型的私塾教育其实不失为必要的补充,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

 

相较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之外社会教化尤其值得重视。中国的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全民九年义务教育也并未得到充分落实,尤其是缺乏发达的教会体系,如何为普通民众提供必要的社会教化,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非常关键的问题。宋明理学曾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功地将教化范围从精英阶层扩展到普通民众,渗透到各地的乡规民约乃至家训、习俗中,塑造了当时所需要的社会成员。其教化的内容,经过社会变迁,自然有调整的需要,但是有教无类、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是值得今天的教育者继承发扬的。像白银市弘扬国学教育研究会这样深入到监狱中,利用本土资源开展教化的活动,不仅深得传统教育的精髓,而且与塑造人格的现代教育理念若合符契,值得赞赏与鼓励。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12月19日, 星期三 16:5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

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

蒋劲松

 

文化遗产保护,对于那些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风雨飘摇的传统文化格外怜惜,体现了现代人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可贵反省,对待传统的敬畏与审慎。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在保卫人类的未来。

 

因为据说韩国准备将中国风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申报,最近关于风水的争论又在各种媒体上开展了。毫无新意的是,争论仍然集中在风水是否科学的问题上。其实,风水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或者是包含迷信因素的科学?这个问题在学术层次上固然可以平心静气地开展研究,但它与风水是否需要进行遗产保护毫无关系。

 

韩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做法往往让国人感到不爽,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常常不及他们的眼光和智慧。我认为,在风水问题上,不管韩国人是否真的准备申请世界遗产,我们都应独立思考,无须跟风或者较劲。何况,申报文化遗产也未必是保护风水的首选之策。

 

说起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这件事,扶弱不扶强,是典型的“反进化论”的思路。那些欣欣向荣的强势文化是完全不需保护的,要保护的向来都是日薄西山、处境不妙的传统。因此,以当代社会主流的价值为标准,判断某种文化不合时宜,不够“科学”,从而反对其申请文化遗产保护,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就算风水不是科学,也未尝不可以作为遗产来申报;就算联合国批准了风水作为世界遗产,也不能证明风水就是科学。否则,为什么没有人去将现代科学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昆曲倒是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了,可谁会把它当作科学对待?以科学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显然是“唯科学主义”的一根筋!

 

国际社会为什么要保护那些处境艰难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听任生存竞争将那些“落后”、“过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淘汰掉,让人类尽快走向“科学”、“理性”的未来呢?显然,人类通过痛苦的经验认识到,那些过时、落伍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包含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因素,人类日常生活的自发选择常常不足以做出正确的抉择,需要对文化遗产作特别的保护。这体现了现代人对时代局限性的充分认识,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可贵反省,对待传统的敬畏与审慎。

 

拿风水来说,由于古代中国社会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堪舆与其他技艺一样,在文化上从未处于显赫的地位。然而,由于风水符合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适应古人卜居择地的文化要求,体现了古人在环境生态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影响了古代生活的诸多方面;所以,即使它与现代科学的理念未必完全相合,也不失其作为传统文化典型表现形式的研究价值。

 

更进一步,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中,中国古人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往往具有今天难以想象的敏感体验,风水作为这种超常体验的系统表达,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尤其是今天人们受机械自然观的深重影响,往往将自然视作奴婢和寇仇,造成今天环境问题的严重恶化,对人类的持续发展和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代科学作为现代自然观的表现形式,在这方面同样是存在着时代局限性的。

 

所以,风水术中存在着许多没有现代科学依据的信念,不足为奇,也未必是其不够“科学”的证据,因为现代科学并没有垄断真理,也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反,引入中国古人对待环境和生态的不同思路,将有效地冲击我们习焉不察的思维定势,使我们保持可贵的批判精神,从而能够拓宽环境问题的思维空间。

 

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指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传统,只要获得了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变成强有力的对手,并暴露出科学的重大缺陷。”文化遗产作为频临灭绝的文化基因,体现了古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经过不懈探索而收获的可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尤其是保护那些与今天主流观念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就是在保护人类对变幻莫测的环境进行适应的备用方案,就是在保卫人类的未来。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12月19日, 星期三 16:45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

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

蒋劲松

 

文化遗产保护,对于那些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风雨飘摇的传统文化格外怜惜,体现了现代人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可贵反省,对待传统的敬畏与审慎。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在保卫人类的未来。

 

因为据说韩国准备将中国风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申报,最近关于风水的争论又在各种媒体上开展了。毫无新意的是,争论仍然集中在风水是否科学的问题上。其实,风水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或者是包含迷信因素的科学?这个问题在学术层次上固然可以平心静气地开展研究,但它与风水是否需要进行遗产保护毫无关系。

 

韩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不拿自己当外人”的做法往往让国人感到不爽,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常常不及他们的眼光和智慧。我认为,在风水问题上,不管韩国人是否真的准备申请世界遗产,我们都应独立思考,无须跟风或者较劲。何况,申报文化遗产也未必是保护风水的首选之策。

 

说起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这件事,扶弱不扶强,是典型的“反进化论”的思路。那些欣欣向荣的强势文化是完全不需保护的,要保护的向来都是日薄西山、处境不妙的传统。因此,以当代社会主流的价值为标准,判断某种文化不合时宜,不够“科学”,从而反对其申请文化遗产保护,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就算风水不是科学,也未尝不可以作为遗产来申报;就算联合国批准了风水作为世界遗产,也不能证明风水就是科学。否则,为什么没有人去将现代科学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昆曲倒是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了,可谁会把它当作科学对待?以科学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显然是“唯科学主义”的一根筋!

 

国际社会为什么要保护那些处境艰难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听任生存竞争将那些“落后”、“过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淘汰掉,让人类尽快走向“科学”、“理性”的未来呢?显然,人类通过痛苦的经验认识到,那些过时、落伍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包含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因素,人类日常生活的自发选择常常不足以做出正确的抉择,需要对文化遗产作特别的保护。这体现了现代人对时代局限性的充分认识,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可贵反省,对待传统的敬畏与审慎。

 

拿风水来说,由于古代中国社会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堪舆与其他技艺一样,在文化上从未处于显赫的地位。然而,由于风水符合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适应古人卜居择地的文化要求,体现了古人在环境生态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影响了古代生活的诸多方面;所以,即使它与现代科学的理念未必完全相合,也不失其作为传统文化典型表现形式的研究价值。

 

更进一步,在“天人合一”的文化中,中国古人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往往具有今天难以想象的敏感体验,风水作为这种超常体验的系统表达,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尤其是今天人们受机械自然观的深重影响,往往将自然视作奴婢和寇仇,造成今天环境问题的严重恶化,对人类的持续发展和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代科学作为现代自然观的表现形式,在这方面同样是存在着时代局限性的。

 

所以,风水术中存在着许多没有现代科学依据的信念,不足为奇,也未必是其不够“科学”的证据,因为现代科学并没有垄断真理,也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反,引入中国古人对待环境和生态的不同思路,将有效地冲击我们习焉不察的思维定势,使我们保持可贵的批判精神,从而能够拓宽环境问题的思维空间。

 

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曾指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传统,只要获得了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变成强有力的对手,并暴露出科学的重大缺陷。”文化遗产作为频临灭绝的文化基因,体现了古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经过不懈探索而收获的可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尤其是保护那些与今天主流观念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就是在保护人类对变幻莫测的环境进行适应的备用方案,就是在保卫人类的未来。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12月19日, 星期三 16:4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必须警惕“伪科学精神”
 

必须警惕“伪科学精神”

蒋劲松

 

[本文仍在修改中,感兴趣的网友请勿转贴、转载,欢迎批评或链接,本人随时修改,待正式定稿后将删去括号内的声明]

 

批判和揭露“伪科学”对于发展科学非常重要。然而,过去人们对于“伪科学”的认识却不够深入。按照目前流行的“四科”提法,我们可以说伪科学和科学一样也有四个层次。有“知识”层次上的伪科学,如有人试图研制或者宣称造出了永动机。有“方法” 层次上的伪科学,如将有限经验归纳的知识绝对化,以为科学不是可错的知识。有“思想” 层次上的伪科学,如以生物进化论为依据,鼓吹种族歧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

 

这些层次上的伪科学相对来说,倒是比较容易识别和批驳的。相比之下,在“精神”层次上的伪科学则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却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化”。这是妨碍科学健康发展,必须要大力扫荡和破除的错误思想。

 

“伪科学精神”的表现形形色色,难以一一枚举。模仿刘华杰教授给出的“伪科学”的元定义,我们同样可以给出一个“伪科学精神”的元定义:如果某些观念和态度违反了科学精神,或者不属于科学精神的范畴,却以科学精神自居,则我们可以称之为“伪科学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科学主义”恰恰也是“伪科学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美国学者霍尔顿在《科学与反科学》一书中,认为反科学的种种表现形式中还包含了“科学主义”,如过分热心地把科学模型引入非科学领域;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力量等等。无独有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也认为,现代中国流行的独断的唯科学主义就是在文化上存在着造成中国科学滞后的5个因素之一。

 

所以,和某些人的理解正好相反,“科学主义”不仅不是科学发展的有利因素,反而是一种假冒科学之名,滥用科学权威,并有害于科学发展的“伪科学精神”。范岱年先生指出,独断的科学主义在历史上是充当过反科学和伪科学的角色的,某些科学主义者,就曾以曲解的、假冒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鲍林的共振论和摩尔根基因论。虽然世事变迁,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变化,但是科学主义者们真理在握,唯我独革,唯我独科的精神气质没有丝毫改变。

 

以笔者的孤陋寡闻,科学主义作为“伪科学精神”,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1,将对科学的迷信假冒为尊重科学,将以科学的名义排斥科学之外其他文化的科学霸权主义假冒为坚持科学精神,将全面认识科学的局限性以及科学双刃剑效应扣上反科学的帽子,以真理唯一性为名来拒斥思想和理论的多元化。这是科学主义的最大危害,其实质是独断的一元论,是中国古代经学思维方式在今天的翻版。从这个角度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中国人民思维方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2,以科学的普适性为名拒斥地方性知识,如以西医西药来排斥中医中药,以西方中心论排斥本土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科学主义成为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这些今天在西方学术界乃至公众话语中也是备受批评和抨击的。中医在欧美各国逐步站稳脚跟,为西方人士所接受,也用不容否认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狭隘的、短视的科学主义的错误。

 

3,抹煞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要求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标准。人文学科是一种人类理解自身的不断对话,也是人类不断重新创造自己的种种努力。人文学科的开放性、发散性,不是应该设法克服的缺点,而恰恰是人类自由创造的必要保证。

 

4,相信科学万能论,排斥科学之外的人文主义文化的建设。例如,认为科学研究活动不需要遵循伦理学原则的指导,这与科学发展的国际潮流背道而驰。这种思想事实上往往和只重物质文明建设,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有相当大的关联;也和过去极左思潮统治时期全面批判和封杀西方人文学科研究成果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策的恶劣影响有密切关系。

5,以反对迷信为名来排斥宗教的文化功能,将反对宗教的任务强加给科学与科学普及工作,违反国家宗教政策,人为地制造科学的对立面,增加科学发展和传播的阻力。这表明了,科学主义是和各种宗教抢夺思想生态位的信仰体系,是和宗教在同一个层次上的竞争者。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科学主义者在批判学术对手时的那种狂热,那不过是一种宗教狂热分子对异教和异端的非理性排斥罢了。

 

我认为作为信仰和变相宗教的科学主义是合法的,人们有权相信科学主义。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信仰可以给他们带来精神的安慰或者生命的意义,鼓舞他们在面临困境时的生活勇气。对于科学主义的这种功能,人文主义者是非常尊重和珍视的。但是,作为信仰的科学主义与其它宗教信仰一样只能是个人自由的选择,不能作为一种批判和衡量各种观点和传统的强制标准。

 

       科学主义的上述种种观点,以科学权威自居,却并无科学根据。它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强占了话语霸权,干扰了社会正常发展,危害极大,亟需澄清和批判。当前,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国策,为了让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得到彰显,揭露和批判包括“科学主义”在内的“伪科学精神”大有必要,刻不容缓。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10月18日, 星期四 23:43  回复(6) |  引用(0) 加入博采

“科学文化人”集体亮相
 

“科学文化人”集体亮相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ulture/2007/10-04/011@091101.htm

2007-10-4 9:11:01 · 来源: 新京报 A18版:

《火蝴蝶文丛》出版

 

  本报讯(记者姜妍)近年来,一些原本从事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科学文化问题,因其科学与文化并重的特点,被称为“科学文化人”,他们从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和迷信的状态中逐渐摆脱出来,开始更为理性地看待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后果与发展前景。日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火蝴蝶文丛”恰恰就是这个群体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作者的最新成果。

 

  本丛书分为6本,包括江晓原所著的《我们准备好了吗》,收集了作者对著名幻想作品(电影、小说)的系列评论,以及对这些作品背后的科学思想资源的发掘和研究;刘兵所著的《面对可能的世界》,本书基于科学史、人类学、科学传播等学科的研究,相对通俗地结合传播、反思、实践、历史等主题,对科学的多元文化进行了讨论;此外,还有刘华杰所著的《看得见的风景》;蒋劲松所著的《人天逍遥》;田松所著的《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和李侠所著的《喧嚣与凝视》。

 著名学者江晓原说,看到这部丛书的名字———“火蝴蝶文丛”,想到的是《蝴蝶效应》这部他非常喜欢的科幻电影。“我们都知道那个著名的比喻,'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不会在美国得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本来是混沌理论中的一个比喻,但影片用它来表达另一种寓意,即我们的努力经常是事与愿违的,我们无法预知我们努力的后果。”江晓原说自己最先由丛书名联想到的就是那只神秘的蝴蝶。

 

  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则说,自己首先的联想虽然也是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但注重点有所不同,即“一只小小的蝴蝶之翅膀的扇动,居然可以因为我们还无法确切理解的机制而被放大无数倍,造成影响巨大的后果。我想,这也同样可以成为这一丛书名称中”蝴蝶“的另一层含义,甚至是更积极的含义。”刘兵说。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10月18日, 星期四 23:3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科学主义是教条思想最后的避难所
 

科学主义是教条思想最后的避难所

蒋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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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国内自由主义逐渐深入人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正在成为共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爱国主义”作为贬义词来使用了。与中国不同,在西方语境中,“爱国主义”一词往往带有贬义的色彩。英国文豪约翰逊曾说过“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样的名言。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指出:“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20世纪30年代美国报业大亨(W. R. Hearst)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说法时,是很受了震动的。谁不爱自己的国家?爱国主义岂不是天经地义正确的吗?但是,仔细一想也就释然了。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辱,捍卫国家利益,外御强权,是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爱国与否是衡量一个人基本品格的大是大非问题,丝毫不容含混。“爱国主义”一词指的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崇高品质。当然是值得推崇和赞赏的。

 

       而在西方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扩张,往往用抽象的民族、国家的利益欺骗人民勇作炮灰。在“爱国主义”口号下,弱小民族的独立、尊严,普通民众的权利都会成为牺牲品。像法西斯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美国发动越南战争,都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识之士正是因为真正爱国,热爱和平与正义,才对祸国殃民的“爱国主义”深恶痛绝的。既然“爱国主义”一词所指并不相同,意义褒贬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想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之”的名言。罗兰夫人这句临终感慨,道尽人间可怕的真相:妖孽鬼魅总是要披上最美丽的外衣。最好的事物和概念总是会被用来包装罪恶。即使是在中国,爱国主义不是也常常被用来掩盖偏狭、无知和侵犯人权吗?尤其是由于国人常有贵耳贱目,爱以口号判断的坏习惯,在动听口号下更是犯下了多少灾难深重的错误。

 

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牺牲他人的权利,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同样打着“科学”的旗号,更可以剥夺他人思想和选择的权利。因为,否则你就是在反科学。在“反革命”的罪名不再流行之后,这个罪名的分量越发加重了。因为,政治问题还可以有争议,伦理问题还可以有分歧,民族权利可以批评太狭隘;但是,“科学”,作为真理的化身,是绝对不可以怀疑的。

 

结果,以科学的名义,科学主义者以近代科学传统作为裁断真理的唯一标准,排斥各种合法宗教和传统文化,排斥久经检验的中医,甚至排斥包括哲学、伦理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而对科学进行理性研究的科学文化研究诸多学科(Science  Studies),更是被科学主义者视为“反科学”的渊薮,进行科学传播的相关研究人士也被诬蔑为“反科学文化人”。在今天提倡多元文化的时代,这种罢黜百家、独尊科学、压制理性、禁锢反思的做法,居然还很有市场,真是咄咄怪事。在“科学主义”的淫威下,甚至连梁启超、胡适这样提倡思想解放的启蒙者都曾放弃过自由思想和个人权利,成为不惜以撒谎、隐瞒事实来维护科学名声的“科奴”。模仿约翰逊的名言,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教条思想最后的避难所”。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明白:我们这样一个民众科学素质相当低下的国度,盲目迷信科学、容不得揭示科学局限性的“科学主义”,为什么反而会大行其道?也会明白:当年以“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等政治帽子来批判共振伦、基因论的急先锋,为什么今天摇身一变要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

 

为了科学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让我们珍爱理性和自由,远离“科学主义”。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10月18日, 星期四 23:36  回复(3) |  引用(0) 加入博采

学界高度争议性词语:中国“科学传播”新理念

标签:人文/历史
学界高度争议性词语:中国“科学传播”新理念

刘华杰 蒋劲松 田松

 

 

http://www.cbbr.com.cn/info.asp?id=12824&bigclassname=阅读周刊&smallclassname=特别关注

 

中国图书商报

(2007-10-16)

 

《我们准备好了吗: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江晓原著/26.00元/

《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刘兵著/26.00元/

《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刘华杰著/28.00元/

《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田松著/25.00元/

《人天逍遥:从科学出发》蒋劲松著/28.00元/

《喧嚣与凝视:透视转型期的科技政策与公共生活》李侠著/28.00元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

○蒋劲松(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以下为原稿,请以报纸发表版为准]

 

“火蝴蝶”实践中国科学传播新理念

 

 

一、共同关注新型的“科学传播”

 

刘华杰(北京大学):刚才《中国图书商报》编辑张倩小姐打电话让我来主持,把科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火蝴蝶文丛”6种图书向读者作简明的介绍。张倩读过此文丛后发现,6位作者均在高校任职,每本书各有侧重,但大家又共同关注着一些主题,均在中国语境下反思科学主义,她说大家好像都热衷于一种新型的科学传播。我觉得她的感觉很有趣。科学主义、科学传播等似乎的确是6本书的关键词。唯科学主义、科学传播当前也是高度争议性的词语。

 

 

蒋劲松(清华大学):我觉得张倩编辑的感觉很准确。6本书确实各有侧重,像江晓原对科幻电影的痴迷,华杰对植物学的民科式的热爱,李侠对科技政策的特殊关注等等都是文丛其他作者所难以企及的。6位作者观点也有分歧,比如我在书中就对刘兵和田松提出了批评,而江晓原、刘兵也在各自书中对我提出了反批评,我想田松大概对我的批评也是心口都不服,有机会很可能会将板砖砸回来的。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一种相当明显的“家族相似”。那就是都在理念上坚持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而在行动中呼吁和贯彻一种新型的科学传播。

 

而科学传播才是所谓科学文化人(批评者诬蔑为“反科学文化人”)的特点。因为,像国内流行的这种版本的原教旨科学主义在专业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在坚持了。所谓的“科学文化人”不过是在将科学文化研究的一些学术常识进行“科普”而已。然而,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情况,这种科普虽然本身学术含量不是很高,却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同时,这种科普活动也迫使研究者必须深入考虑中国本土的一些特殊现象,这又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题材,引发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线索,例如,华杰的类科学研究、田松的中国民科研究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些研究大有深入发展的空间。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正如蒋劲松所说,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应该是常识。但是常识的建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科学主义的基本理念本来也是常识。所以反科学主义常识的建立,其实是对科学主义常识的颠覆。而常识,或者“缺省配置”的颠覆,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有的时候,当我陈述我们的基本观念时,我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本来就是这样的呀?这时我忽然发现,要证明我们工作的价值,我要做的事儿竟然是回溯历史,说明本来不是这样的。人们真是容易健忘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关于哥伦布的那个著名的打鸡蛋的故事,可是,一旦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不知道有谁还能体会到,哥伦布当初打这个鸡蛋的难度有多大?

 

最初听到这样的反问,我觉得很诧异。不过现在,我感到兴奋。这表明,大众话语的缺省配置已经发生了转移。但是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挑战和任务,我们不能总是翻来覆去地打鸡蛋。我们需要用江老师“三不政策”的最后一条来勉励自己:“不停步”。

 

回过头来,我发现大家都在“进步”。按照老蒋的话说,华杰“进步”最大。大众文本越写越漂亮,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他的关于波普尔后记一个论证的思想史考察,实在是个漂亮的学术文本。可以作为范文。

 

 

刘华杰:如果说文丛各位作者确实都关注着某种科学传播,那么大家对于科学传播的理解是怎样的?近几年,这种科学传播在国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甚至遭到严厉的批判。这似乎表明这种工作是重要的、有挑战性,值得一做。关于科学技术,人们应当知道些什么?这是SSK学者柯林斯获奖著作的书名,它要求学者通过研究明确回答这样严肃的发问。我觉得中国过去的科学传播工作深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学者们甚至没有仔细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在科普的名义下,关于科学技术我们以为百姓应当尽可能了解科学,但是那时我们默认的“了解科学”指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指的是科学技术知识,希望民众掌握了这种知识后成为合格的劳动者,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科学的社会运作过程,一般不在科普之列,后来也开始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但仍然不谈社会运作,也不谈科学事实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现在“火蝴蝶文丛”对科学传播的揭示,6本书几乎展示了6个方向、6种可能性。与传统的科学传播相比,这种新型的科学传播有所超出,也有所保留。前者指探讨的范围大大拓展了,李侠的书主要讨论科学的社会运作,蒋劲松的书深度解构了科学沙文主义,刘兵的书强调从多元文化的视角看待科学,田松的书以某种变相科学主义的逻辑展望了未来世界的图景,等等;后者指有所约束,主要指对于科学万能、“科学代表真理”这种朴素的、有害的理解的消解,具体讲,探讨了科学技术应当纳入伦理、法律之下,科学技术并非天然正确、并非多多益善,一定历史条件下,科技事务与一切文化事物一样,也是有禁区的。

 

 

蒋劲松:另外几本书也具有您说的“有所超出,也有所保留”的特点。例如,你本人的博物学传播,和传统的数理科普相比,在传播目的和态度上更强调人文情怀、生活情趣、生态意义,不再特别强调植物学对于所谓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不特别强调经济上的开发和利用。在科学的内容上改变一味强调数理实验传统,而轻视博物学传统的习惯,在研究主体上则强调全民的参与,这些都在丰富着我们对科学的认识。

 

而江晓原将科幻电影的解读引入科学传播,不仅找到了一个非常亲切生动的传播界面,有利于提高传播效率;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幻电影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为思考科学技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点。他这几年“反科学主义”的转向越来越彻底,一部分原因大概就在于他读碟的功夫越来越深吧?

 

这几位作者并非是职业的科普工作者,他们进行您所谓“新型的科学传播”,在某些同行看来也许有不务正业的感觉,而在某些传统的科普人士看来,又似有“捞过界”、“手伸得太长”的意思。但是,不可否认新型的科学传播现在影响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就是,从理论上对科学传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刘兵教授用力最勤。华杰提出科学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还引发了科学传播界的一些争论,是否可以谈谈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至于“松哥”,关于现代化的反思,应该与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关系密切。不妨就此问题展开谈谈。

 

 

田松:关于我对科学传播的理解,几年前我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做了一个总结。当我对科学传播的基本问题进行追问,我追到了“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传播(科学)?从这个“为什么”追下去,就问到了对于文明本身的理解。就是对于理想社会模式的理解,就是对于人生问题的理解,就是对于幸福问题的理解。我对这些理解的回答,就涉及对现代化的反思,以及我的人类学视角的工作。当然,我的这些工作本身,又是建立在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对缺省配置的更新之上的。其实,还是一个视角我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来,那就是物理学哲学的视角,我从量子力学哲学中建立起来的非实在论立场。

 

 

 

二、科学传播与修辞策略

 

 

刘华杰:我觉得,科学传播是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理解科学、探讨科技事务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是“科普”或者“传播学”的某个子学科。田松几年前曾恰当地指出,“科学传播”不等于“科学+传播”的线性组合。因而,对于所谓相关的理论的所指和认同,我的看法不同于传播学视野的理解。科学传播的基础理论主要来自于四大学科:科学社会学(包括SSK)、科学史、科学哲学和传播学。其中,在当下SSK给出启示最为重要,以前最不为国人注意。至于实践方面,应当是各尽所能吧,我相信多元多样是好的,科学如此复杂、侧面如此之多,需要不同类型的人物做多种工作。不久前我在香山会议上概述了科学传播的四种模型,并强调了它们应当各就各位、共生发展。

 

我很在意在科学传播这样一个领域有哪些创新性尝试,我推崇杰拉西(C.Djerassi)的《诺贝尔的囚徒》(原名为《康托的困境》)、迪伦马特(F.Dürrenmatt)的《物理学家》以及SSK学者马尔凯(M.Mulkay)的“新文体写作”,也非常欣赏文丛中诸位的各种创新性写作尝试。某种意义上,田松、蒋劲松的做法非常像杰拉西和马尔凯,非常重视理念与修辞的结合,已经发表了一些有特色的、令人难忘的作品(如“好的归科学,坏的魔鬼”、“绝对正确”、“四姨太效应”等),这种文学形式远胜过理论(背后当然也有许多理论支持,只是面对读者时把它隐藏起来了)的喋喋不休,“四姨太效应”的概括甚至可以与科学社会学中“马太效应”一比;它们虽然不是正规的“科学说明”,但比较人性化,很有说服力。我也尝试写过几则小东西,希望通过某种虚构更真实地展示科学的面目。

 

 

蒋劲松:确实,新型的科学传播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文学色彩。这不仅是在实践中一般性地利用文学技巧和文学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高度重视修辞学。因为,修辞不仅关乎传播的表达形式,也关系到对科学理解的实质内容。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J. Jacques Derrida)、罗蒂(R. Rorty)都在努力打破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我认为新型的科学传播在这方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这大概也就是某些批评者认为“反科学文化人”以“忽悠”代替论证的原因所在。

 

据我的观察,新型科学传播的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这几位科学传播积极参与者在科学观上的改变,固然背后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更加明显的是,科学传播的新型实践,激发了科学观的改变。这也就是大家“缺省配置”这几年中“升级”如此生猛的原因。当然,后遗症就是不少地方还留存着不够“兼容”的bug,这也是我所谓“科学主义尾巴”没有割尽的意思。当然,从多元化的立场看,一定程度的内部张力,也未尝不是好事,它可以提醒我们目前的观点仍然是有局限的,不至于认为它是最后的真理。

 

 

田松:两位都注意到了科学传播与修辞的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去谈。一是王小波关于有趣的美学原则;二是大众文本与学术文本的差异。

 

我非常欣赏王小波的文字,正如我以前欣赏王朔的文字。但是王小波明确地把有趣作为一条美学原则,他自己的杂文和小说都实践着这个原则。在王小波的杂文中,我们可以在有趣的故事和夸张的比喻后面,看到严格的逻辑和冷峻的理性。这种手法在我早年的杂文中虽然也曾使用,但是在读了王小波之后,则更加有意识地,肆无忌惮地加以应用。在去年为给师大研究生开设的“科学文化文本分析与写作”课中,我归纳了三条“大众文本”的叙事策略:举例子,打比方,讲故事。一个好的比方所起到的传播效果,不亚于一篇文章,乃至一本书。比如华杰的“缺省配置”。

 

关于大众文本与学术文本,最大的差异在于读者的差异——这好像是废话,但是对应着叙事策略的转换。对于学术文本,作者默认的目标读者都是同行,在行文中,只需要考虑自身的逻辑严格和叙述完整,不大需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如果读者接受不了,是读者的水平问题。也就是说,学术文本,是要求读者进入作者的语境,了解作者的观点。但是大众文本则全然不同。对于大众文本,应该意识到,目的读者并非是本专业共同体成员,作者有义务采用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叙事,也就是说,大众文本,是要求作者进入读者的语境,以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所以这种叙述,与学术文本相比,有着另一种方向的难度。而进入读者语境最好的办法,就是“举读者有所了解例子,打读者比较熟悉的比方,讲读者能够理解的故事”。我发现江老师也在主动地应用这些手法,他关于量化考核的系列杂文,每篇文章都建立在一个故事之上,构成了一系列漂亮的文本。

 

在以往人们的理解中,大众文本和学术文本并不是处在两个不同的语境中,而是处于同一个语境的两个不同水平上。但是在我的理解中,大众语境和学术语境,并没有高低之别。

 

事实上,常常是在这些所谓大众文本的写作中,我能感受到写作的快乐,也能够感到自己在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而学术文本的写作,常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匠人。

 

这几年老蒋的大众文本创作甚勤,应该也有类似的体会。

 

 

三、可能的生活方式

 

 

刘华杰:“火蝴蝶文丛”也比较关注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理想社会的构建。这里有吸烟的、吃素的,还有搞民科的。有人关心:“你们的学术研究与生活方式之间有关联吗?”“文丛的作者为什么清一色来自高校?‘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丛书的编委为什么差不多也都来自高校?”请两位先谈一谈。

 

 

蒋劲松:这真是个好问题!新型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最大的差别,可能就在于传播者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主编单之蔷先生在介绍成功经验时,曾经讲过,刚开始那些科学家们提供的稿子不能用,后来编辑启发他们用第一人称“我”来写作,文字立刻生动有趣,读者爱读了。新型科学传播渗透了传播者个人的情感、对生命的领悟和对理想社会的憧憬,自然就发人深省、感人至深了!

 

而你这里涉及的则是另一个问题:文丛作者的身份和生存状态与文丛的内容和风格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要我们对自己的科学传播活动进行自我反省,很有必要。我认为,高校教师的身份与新型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必然的。例如,“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丛书的编委中也有报纸、出版社的编辑等等。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个科学文化学派中高校教师确实是中坚力量。

 

我还是想再强调一下,科学文化研究对于科学传播实践的某种“指导”作用,对于传统科学普及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作用。高校教师介入到科学传播活动中来,固然有时间紧张、实践经验不很充足等难以克服的弱点,但同时也有相对超脱,没有包袱,勇于反思和批判等优势。毕竟,在现代社会中,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们承担了观念创新,引领社会前进的重任。所以说,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教师提倡新型科学传播是份内的家务事。

 

 

田松:我在刚才提到的出站报告中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问题不是“为什么作者都是清一色的高校老师”,而是应该更加具体的“为什么‘科学传播’是从我们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个领域中产生出来,而没有从传统科普或者科技新闻研究中产生出来?”我用传播学的所谓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做了一个类比。“科学传播”,就类似于“批判学派”,其成员大多来自于人文学科,秉承社会批判的精神,加入到对(科学)传播学的研究之中。在关于科学传播的“为什么”的问题中,对于幸福,对于理想社会的理解,是理论产生的背景,也是理论之活动的舞台。

 

 

刘华杰:本文丛的6位作者之间个性差别甚大,但大家讨论学术问题从来不留情面,“和而不同”在这里很好地实践着。我曾在某个场合评论过,江晓原与刘兵两位教授学术背景不同、个性不同,科学观的保守程度不同,但他们能够很好地在各种场合“对话”,对于科学文化的各种出版物进行及时的评价、传播。在中国还找不到另外一对如此默契的南北搭档,国外恐怕也不多见。论年纪和出道时间,这两位教授都远远走在前面,对于“和而不同”的践行,两位也一直自觉起着模范作用。

 

论学术思想解放程度,刘兵当属先锋,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刘兵就在倡导建构论和女性主义的理念。也许,刘兵摆脱唯科学主义“缺省配置”的时间最早。在这6人中江晓原可能是告别唯科学主义最晚的一位!记得江老师在《科学时报》上刊出一文“科学可不可以被研究”,我当即预言:由此可判断江老师已经越过了中线,将来会不可逆地前行。最近一年,江老师前行的速度十分惊人。

 

当然,大家并不在乎某某是不是唯科学主义者,我们也从来不以此划界区分敌友,我们也从来不认为快速摆脱“缺省配置”一定是好事。给学生上SSK课时,我一直怀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希望学生转变科学观念,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转变得太快。

 

思想会导致行动、导致某种生活方式。以我个人为例,我十分赞赏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对于植物学的探索和传播(他是哲学界少有的对植物倾注了极大热情的人物),并以他为榜样博物地生存。请两位谈谈各自的行动计划。读者可能更关心素食与科学文化、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

 

 

蒋劲松: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在书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了动物保护甚至素食的话题,封面上也介绍我是一位素食者。从1997年至今,我已经素食10年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因为它让我心情平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尹传红兄曾不解地问:为何一个吃素的人反科学主义却如此“生猛”?

 

这样一种另类的、许多人会认为“不够科学”的生活方式,让我可以多少感受到边缘人群在社会上遭遇到的种种误解、不便乃至歧视,真切地体会到,正如桑德拉·哈丁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边缘立场,更容易摆脱流行的偏见,更容易通过反思和批判获得较为客观的认识。

 

不仅如此,素食帮我建立起一种与动物、自然之间完全不同的关系。长期身体力行的素食,让我认识到即使在当代工业化的都市中,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和可能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人类中心论,反抗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所谓“现代文明”。不必遁隐山林,不必远离所谓的“红尘”,在很好履行各种社会、家庭责任的同时,我们仍然可以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追求超越的理想。

 

说到计划,我将继续深入开展科学实践哲学的学术研究,今后要侧重有关地方性的理论研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反科学主义要从“破”向“立”转移,将更加正面地弘扬科学文化的“主旋律”。在个人生活方面要响应田松的号召,向华杰、江老学习, “停下来唱支歌”,多赏香草,勤看电影,让身心真正自在“逍遥”。

 

 

田松:在江老师和刘兵近期的一篇对话中,江老师提到了我对“科学文化人”(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称谓)这个群体的一个判断:我们这些人是发自内心地相互欣赏着。这种相互欣赏的基础,我想首先不是学术观点的一致,而是对学术的理解,对学术的态度的一致。至于具体的学术观点,有差异才是正常的。前面蒋劲松提到了对我的批评,我对他所批评的内容,当然会有反驳,但是对于这种批评本身,我是非常欣赏的。真诚的批评,会增进友谊,也会让我们共同进步。在这一点上,惠勒对爱因斯坦-玻尔争论有过这样的评价:“近几百年来很难再找到其它的先例能和这场争论相比拟,它发生在如此伟大的两个人之间,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涉及如此深奥的问题,而却又是在如此真挚的友谊关系之中。”这是我向往的人生境界。

 

反思科学主义,在我看来,经过了大致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我们强调,科学技术也有负面效应,科学技术不是什么都好——所谓双刃剑的提法,很多人现在觉得是常识,是自然而言的,但是在这个说法刚刚提出来的时候,还是遭到了很多激烈的反对,乃至于来自意识形态的攻击;第二,我们强调,只有科学是不够的。第一和第二,这是我们大家都接受的。第三,我要提出,没有科学也是可以的。这一点大家并不是都能接受。而且,我还有第四:有了科学是不好的。这是个更加激烈的观点,可能会遭到甚至包括文丛其他作者在内的更多的反对。

 

实际上,在我们解决了基本的问题之后,完成了缺省配置的范式转化之后,大家在新的常识之上,表现出多样性的局面。所以我觉得,今后大家的差异可能还会更大。江老师这些年在大众文本上,同时开辟了科幻、学术体制、风花雪月等几个领域,刘兵在后现代的各种主义之间,东北西走;华杰在博物学理论和实践上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老蒋除了继续反思科学主义,还在动物福利、动物权利、素食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侠曾经对科学主义问题有过深入的文章,他近来对于科学政策上的反思和批判,无疑也基于其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吴国盛近几年相对沉默,正在实践他关于学院派的主张。以上种种差异,相信还会有更深入更复杂的表现。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10月18日, 星期四 23:2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在“科学”面前捍卫民众的权利

在“科学”面前捍卫民众的权利

 

蒋劲松

2007-9-15 3:44:53 · 来源: 新·京·报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huanlan/2007/09-15/014@034453.htm

 

在一个合理、公平的市场中,中西医都不应该受到国家政策的歧视。例如,在进入医疗保险方面,中医与西医,以及其他种类的医疗传统应享受同等待遇。

  8月29日《信息时报》报道,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金世明先生在反驳废除中医论调时,指出国人每年花在中药和西药上的费用差别不大。他提出“取消中药要问13亿中国老百姓愿不愿意。”我觉得他抓住了中医争论的关键。

  纷扰多时的中医争论主要纠缠在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上。其实,究竟把中医称作科学、东方科学还是伪科学,与务实的老百姓并无多大关系,那不过是如何定义科学的修辞学问题。其实,西方学界一般也并不把医学当做科学。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不仅具体的科学知识都是可错的,也不存在可以保证科学必然优越于非科学实践传统的所谓“科学方法”。而科学社会学则更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与人类其他实践活动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不是中立于文化的绝对标杆。既然是否“科学”与是否有效并无必然关系,将近代实验科学作为真理的惟一标准来裁判中医,就不过是惟科学主义的偏见而已,缺乏学理依据。

  中医作为历史悠久的治疗传统,效果早已经为人们日常实践所验证,为民众所严重依赖,草根阶层更是迫切需要。因此,对中医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绝不仅仅是纯粹学术探讨的事,它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必须要认真聆听民众的声音。

  从医疗市场的角度而言,中医是和西医相互补充、竞争的保健与医疗提供者。中医的命运应该由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决定。如果中医果然有害无益,市场自然会将其淘汰。以所谓“科学”的名义排斥中医,不仅仅是侵害了中医从业人员的权利,更是无端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曾对美国医疗市场上排斥或歧视替代医疗传统的做法提出过激烈的批评。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指出,对医疗业务施加限制,只允许按照流行的正统做法来行医,必然会减少进行医疗试验的数量,从而减缓了医学知识的发展速度。这是违背患者的利益的。

  健康权利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应该鼓励、扶植一切有益于公共医疗的治疗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中国本土的中医传统。1999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其中明确指出:传统和民间知识是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在历史上曾经对科学技术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必须保存、保护、研究和发扬这种文化遗产和实际经验知识。因此,保护和发展中医,也是我国履行国际责任的神圣使命。

  由于种种原因,中医发展状况目前确实不如人意,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医这一伟大实践传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在一个合理、公平的市场中,中西医都不应该受到国家政策的歧视。例如,在进入医疗保险方面,中医与西医,以及其他种类的医疗传统应享受同等待遇。在这方面显然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而且,在西医具有某种垄断优势的情形下,国家应该对中医进行政策倾斜。这将会极大地增加医疗市场的多样化和自由竞争,促进医疗事业的积极发展,最终受益的还是广大民众。

  要废除中医的惟科学主义,不仅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更直接违背了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精神:要敢于应用理智,要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说句极端的话,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必须要保障每个人愚昧的自由。只有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整个社会才可能不会陷入集体的疯狂之中。一旦有人信心满满地想要替他人做出选择,哪怕他是善意的,我们也要警惕集权的家长制的危险。

  近代西方科学不过是种种为人类服务的文化制度之一,不该异化为人类对之顶礼膜拜的偶像。在以“科学”名义进行的种种限制自由的行为面前,有良知的学者应该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民众自由选择的神圣权利。

  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教授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9月16日, 星期日 19:3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素食者的生态贡献
 
英文是网站编辑翻译的。
 

素食者的生态贡献

蒋劲松

http://www.chinadialogue.cn/article/summary/1284-The-environmental-benefits-of-vegetarianism

不必列举类似太湖蓝藻爆发这样的轰动事件,现在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从新闻中看到生态危机的消息。也许在全球范围内,人类今天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许是人们首先想到的答案。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科技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除非我们愿意改变生活方式,否则科技的进步只会加速生态环境破坏的步伐。

毕竟,过去的山民也许要化一天的时间才能将一棵参天大树伐到,而要将这棵大树加工成木材,并运到天边的首都去修筑宫殿更是需要经年累月的漫长工夫。可是,现代化木材加工工业,可以迅速地将一片原始森林夷为平地,遮天蔽日的森林顷刻化为实木地板和各种家具。更不用说,古人对于山神树怪的敬畏,使得他们仅有的那点技术和生产能力也不能充分利用。而现代人对于一切“迷信”的扫荡,使得人们在资本的驱使之下贪婪而无所畏惧,总是要充分利用一切的技术能力,并且竭力研发新技术,向自然榨取最后一点利益。

从这一角度看,素食者的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因为,素食不仅直接避免了动物的杀害和奴役,而且也非常有利于生态保护。饲料在转化为肉食的过程中,浪费很严重,同样的土地,通过种植谷物可以养活的人口,是通过种植饲料喂养经济动物提供肉食来养活的人口的20倍。也正是由于放牧的需要,对于全球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的中南美洲热带雨林,成片地被转变成牧场。并且这些牧场一般都只能持续很短时间就因退化而被废弃,然后开发新的热带雨林……。每一份汉堡的代价是6.25平方米的森林。

经济动物的大规模工厂化饲养,不仅导致了大量动物的痛苦,而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据统计,每生产一公斤牛肉,需要10万公升的水,排泄出40公斤的粪便。而工厂化的大规模养殖产生的粪便数量太多,远远超出了自然本身的净化和吸收能力,也无法像传统农业那样予以利用,大多直接排放进入自然界。

工厂化饲养的方法,使得全球牛的存栏量居高不下,所产生的大量甲烷,是全球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都给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除此之外,肉食还给生态环境带来种种其他的威胁。例如,过长的食物链所造成的有毒化学物的高度富集,饲料中的药物添加剂,过度放牧造成表土流失,这些都在加剧着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既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下,生态环境问题非常棘手,难以解决,这已经由历史和现实再三证实了。相反,如果要调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许多生态问题的解决却相当容易。例如,素食者不必做许多额外而辛苦的努力,只需不受肉食文化的蛊惑,调整自己的食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了上述种种对于环境的破坏。

这样的倡议,在许多人看来是非常严酷的要求,很不近人情。其实,素食并非是难以忍受的苦行。与肉食者相比,素食者更加健康,更加精力充沛。例如,奥运会短跑冠军卡尔·刘易斯就是一位素食者。而像自行车、马拉松、游泳运动等耐力项目中素食者取得好成绩的更是比比皆是。西方国家中尤其是文化程度高、注意健康的阶层中素食者比例越来越高,而在青少年中素食已然成为时尚。

中国现在许多人对素食的误解,是将为了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和健康的主动素食混同于经济窘迫情况下的被迫素食。后者当然会有营养不良的恶果发生,可那并非素食的原因,而是因为摄入的热量不足,食物单一,缺少搭配。而在主动的素食,只要摄入的热量充足,注意营养搭配,是根本不必有营养不良之虞的。

当然,不可讳言,许多人不能接受素食,就是因为素食不能满足长期养成的肉食口味的需要。这对许多人来说的确是个考验,因为我们的口味是文化训练的产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习惯了肉食烹调的滋味,往往不假思索地认定素食是劣等的食物,口味一定逊于肉食。其实,只要讲究一点烹饪的技巧,对素食的加工像对肉食一样重视,是完全可以做出像肉食一样的美味的。几乎第一次去过素食餐馆的人,都会禁不住地赞叹,从来没有想到过素食可以如此美味。而且,中国的素食馆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开发了许多道几乎乱真的仿荤菜。想要素食但一时不能忘情于肉食的人们,完全可以在满足口腹之欲的情况下,自然轻松地走向素食。不仅如此,素食作为一种生活的理念,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程度和自身情况,决定采取素食的程度和种类,决定是长期素食还是间断性的素食。

中国古代大乘佛教提倡并培养了相当普遍的素食的优良传统。然而今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素食者的比例却远远落后,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素食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贡献宣称不足。这和环保运动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多少有点类似。从2000年北京大学素食文化协会成立以来,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纷纷成立倡导素食文化的学生社团。素食运动在当今中国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青年运动,是一个主要由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环保理念知识群体发起的运动。它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值得每一个热心环保的人去关注、认识和加入。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vegetarianism

Jingsong Jiang

 

September 03, 2007

http://www.chinadialogue.cn/article/show/single/en/1284-The-environmental-benefits-of-vegetarianism

Meat production is not only cruel, but it also brings with it a host of threats to China’s – and the world’s – fragile ecology. If you want to go green, go veggie, writes Jingsong Jiang.“Many people in China today misunderstand vegetarianism; they confuse the conscious decision to refuse meat – for the sak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nimal welfare – with the enforced vegetarianism of poverty.”

 

There is no need to recount the litany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catastrophes such as the blue-green algae that choked Taihu Lake appear daily on our TV screens and in our newspapers.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may today be the biggest challenge that faces humanity.

 

 

Many will turn to science for a solution. But reality demonstrates that relying on science alone will not lead to success. Unless we change our lifestyles, scientific advances will only accelerat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It would take a day to fell a large tree in the past, and it would be months or even years before that tree was turned into processed wood and used to construct buildings in a far-off city. But now the lumber industry can flatten entire forests in very little time, and have the wood converted into floors and furniture in a matter of days. We do not have the respect and awe for nature that, in other times, held what little industrial capacity there was in check. The loss of this “superstition”, combined with the driving force of capitalism, has meant nothing now restrains us from using our technology to squeeze every last drop of profit from nature.

 

 

In certain respects, vegetarianism is a higher moral choice. It avoids the killing and enslavement of animals, and it helps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e converting of fodder to meat involves massive waste – any given area of land can support 20 times as many vegetarians as meat-eaters. South America’s tropical rainforests are being felled to provide pasture for livestock – and even these pastures are not used in a sustainable manner and are quickly abandoned. Every hamburger results in the loss of around 6.25 cubic metres of forest.

 

 

But industrialised farming doesn’t only cause suffering to animals – it also creates massive amounts of pollution. Figures show that every kilogram of beef requires 10,000 litres of water and produces 40 kilograms of excrement. More dung is produced than the environment can cope with, and since it cannot all be used as fertiliser it ends up in the natural world.

 

 

Industrial farming is a burden for an already fragile ecology; it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s of cattle and the methane they produce, which i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global warming. It has led to the accumulation of harmful chemicals in ever-longer food chains; the appearance of pharmaceutical additives in animal fodder; and the loss of topsoil due to over-grazing.

 

 

History shows that our current lifestyles and values are not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se environmental issues. Yet if we adjusted our ways, this could be done. Vegetarians, simply by resisting the temptations of meat, can avoid contributing to these problems.

 

 

Giving up meat may seem like a grim prospect to many, but really it is not so bad. Vegetarians are more healthy and vigorous than their meat-eating counterparts. Ten-time Olympic medal winner Carl Lewis is a vegetarian, along with many successful athletes in fields where endurance is key, such as cycling, long-distance running and swimming. I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vegetarianism is common among those who take care of their health, and it is a fashionable choice for the young.

 

 

Many people in China today misunderstand vegetarianism; they confuse the conscious decision to refuse meat – for the sak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nimal welfare – with the enforced vegetarianism of poverty. The latter diet is, of course, unhealthy. However, this is due the inadequate, monotonous and unbalanced diet that poverty brings, rather than the lack of meat in itself. Vegetarianism as a choice, with an adequate and balanced nutritional intake, is a perfectly healthy option.

 

 

However, many people still find it an unpalatable option, and feel the diet cannot satisfy their taste for meat. Generations of Chinese cuisine have made meat-eating a strong part of our culture, and a vegetarian diet seems like an inferior choice. But pay a bit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inary arts, and the flavour of vegetarian cooking is in no way second-rate. First-time diners at vegetarian restaurants are often surprised at how good a meat-free meal can taste. Vegetarian restaurants in Chin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producing meals designed to mimic the taste and texture of meat – a godsend for those recent converts who still lust for that meaty taste.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be strictly vegetarian all the time; you can choose the degree and duration of your commitment as it suits your lifestyle.

 

 

China’s tradition of Buddhism means vegetarianism once had a strong following. But today we have a lower percentage of vegetarians than western countrie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one being the low-level of 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meat-free living, another being the general lack of ecological awareness. However, Peking University founded its Vegetarian Society in 2000, and a number of leading universities now have groups advocating the rejection of meat. Vegetarianism is an up-and-coming youth movement in China, promoted by those with a sense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t has a bright future, and people who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 and maybe even join us.

 

 

Homepage photo by mac_vegetarian

 

Jingsong Jiang, Doctor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9月8日, 星期六 01:37  回复(7) |  引用(0) 加入博采

做“科奴”有意思吗?

做“科奴”有意思吗?

 

蒋劲松

科学时报,200797,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稿。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79773315451188878.html?id=188878

 

“房奴”早已和pk、超女、80后等一样成为字典中找不到身影,却非常流行的词汇了。没有人愿意当“房奴”,那是我们艰辛的生存状态,是我们作为草根小民的无奈。然而非常变态的是,今天中国居然有不少人自愿当“科奴”,甚至还希望逼迫大家都来“科奴”。

 

唯科学主义者以科学来裁判一切,任何事物不管是否历史悠久,不管其是否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只要不能纳入西方近代科学狭隘的框架,就会遭到无情的污蔑和诽谤。这种为了符合科学标准,不惜牺牲一切有价值事物的态度就是典型的“科奴”的态度。

 

就拿中医来说吧!有位近代史上的伟人,自己也曾是位西医,在身患肝癌、药石无灵之际,有人劝他可以尝试一下中医。他表示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许他能感觉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没有希望了,也许他信不过中医,不想尝试,也许他像那些得了乳腺癌却不愿手术的人一样害怕折腾受苦,这些都是很正当的理由。他愿意放弃治疗也是他的权利。可是他居然说:“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

 

而另一位曾经学过西医的大文豪却因此而大为感动,说“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莫名其妙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感动!

 

也许是由于病重的缘故吧!显然,这位病人的思路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中医当然不能保证将他的严重的肝癌治好,尤其是在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之际。他至多能说,中医虽有时能治病,但是其诊断的思路和话语,无法在西方医学的体系里得到辩护和证明,中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他也可以会说,中医治病也不能百分之百成功(这都是废话,西医也是一样的)。无论如何,他都不能以此来否定他一开始讲的中医可能将病治好的事实。而且即使中医能把他的肝癌治好,他仍然能用上述理由不承认中医是科学。假如他的目标真是要治疗疾病,恢复健康,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拒绝中医治疗。

 

除非他有个更加“高尚”而“令人感动”的目标,那就是不惜个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心一意地捍卫“科学”的声誉,防止中医“借机”坐大。我们不禁要问:科学难道不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吗?难道我们必须成为科学的奴隶吗?

 

还有两位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梁启超和胡适的举动也颇堪玩味。当时国内最好的西医机构协和医院出了医疗事故,误割了梁启超健康的肾脏。而胡适向来蔑视和攻击的中医,却治好了他的疾病。结果,两位强调科学精神的历史学家,却不约而同地都对此采取了隐瞒和否认的态度,其动机都是担心国人因此而排斥西医,怀疑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肯定他们不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不因个人的经历而否定西医和科学,这是对的,是符合科学精神的。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难道就可以以全体来否定个案了吗?科学的威信需要用谎言来维护吗?在肯定科学价值的同时,这些以科学精神自任的学界领袖们,为何不敢承认西医的不足和中医的疗效?显然,这些近代的名人们在中西医问题上,深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并不真正理解科学精神,误将科学当作不可怀疑和批判的神圣教条顶礼膜拜,甚至不惜隐瞒真相。在这样的思想领袖的误导之下,今天许多中国人没有成为科学精神的主人,反而变成了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科奴”。这是科学的异化。

 

这种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大局”,可以不择手段,可以隐瞒撒谎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它以蔑视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为前提,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敢让公众自由地应用理性,是与启蒙运动的精神相违背的。

 

科学值得尊重,科学需要发展,然而“科奴”的生活没有乐趣,毫无尊严,对于科学的发展也毫无益处。如果说,在近代中国早期西方科学刚进入中国时,科学作为弱小的势力需要扶持,一定程度的倾斜还可以理解的话;在科学已经成为强势话语的今天,再毫无原则地提倡唯科学主义就实在是缺乏理性了。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9月8日, 星期六 01:35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1):目 录

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1)

 

目 录

 

江晓原、刘兵:主编絮语(1)

学术研究

刘华杰:“科学”决定论的终结:——对波普尔《后记》中一个论证的思想史考察

田 松:话语权:传统的价值——以传统纳西族的署自然观为例

穆蕴秋、江哓原:科幻中时空旅行之物理学历史理论背景研究

刘 兵:张立军:马俊仁体育训练方法中的“科学”

李大光:1932-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

包红梅:关于近年来一些“科学主义”者对所谓“伪环保”之批判的回顾与分析

马晓彤:当代文化语境的中医学理解

学术评论

钮卫星:科学,在普及中败给了迷信——评《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

王一方:“黄帝的身体”与“艺术的别方”——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与中医学的价值

文本探索

郑 诚:与刘伋书——科学史上的刘歆及其他

专题:科幻电影丛谈

江晓原:我最喜欢的25部科幻电影

高亮华:我最喜欢的25部科幻电影

星 河:我最喜欢的25部科幻电影

刘慈欣:28部科幻电影之简要述评

张之路:中国还有没有科幻电影?

吴 岩:工业化+图像化+浸淫合法化

历史资料

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

岭树重遮千里目——第四次科学文化会议备忘录

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五次科学文化研讨会备忘录

科学文化书籍信息

吴 燕:科学文化原版书简介(一)

江晓原:科学文化书籍信息(一)

学位论文信息选登

朱 彤:二十世纪的占星术:科学划界与科学检验

王幼军:拉普拉斯概率理论的历史研究

董煜宇:北宋天文管理研究

杨泽忠:明末清初西方画法几何在中国的传播

刘晓雪:布鲁诺再认识——耶兹的有关研究及其启示

章梅芳: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编史学研究

 

《我们的科学文化》约稿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8月27日, 星期一 00:0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也谈中医如何自我超越?
摘要:中医的发展关键不是要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澄清概念,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传统,不以西方话语来否定和怀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不断提高医疗实践的能力,围绕医疗实践来发展理论,明晰概念。通过其实践有效性,证明其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理论的合理性,逐步消除人们以源于西方文化的理论框架为唯一判断基础的偏见。当越来越多人都能通过其实践有效性,而接受其理论的真理性时,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就彻底消解了。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8月26日, 星期日 23:52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生态问题上的科学与民主
摘要:我国目前科学和民主的发展都存在严重滞后的现象,而生态状况堪忧。因此,深入研究在生态问题上科学和民主的作用与限度,不仅是加强生态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拒斥鱼目混珠的科学主义和民粹主义,深入理解和弘扬真正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8月26日, 星期日 23:50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生态问题上的科学与民主
摘要:我国目前科学和民主的发展都存在严重滞后的现象,而生态状况堪忧。因此,深入研究在生态问题上科学和民主的作用与限度,不仅是加强生态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拒斥鱼目混珠的科学主义和民粹主义,深入理解和弘扬真正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8月26日, 星期日 23:50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子弹不杀人:科技中性论的电影007版本
子弹不杀人:科技中性论的电影007版本
2007-07-03 20:14:23
 

刊于《社会学家茶座》,张立升主编,总第2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40-141页。

 

子弹不杀人:科技中性论的电影007版本

 

 

刘华杰

(2007.03.22)

 

在科学文化领域,出于对科技的热爱,有些人一边高度肯定科技的正面价值,一边说科技本身是价值中性的,不存在什么“双刃剑”的道理。李醒民教授还写了非常有针对性的一篇文章《“科学的负面作用”是“假命题”》(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9月14日,第5版)。

 

“科学的负面作用”真的是“假命题”吗?李老师等人持有的观点可以用一部007电影中的对白生动复现出来。《大战金枪客》(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1974)中,邦德找到为杀手制作专用子弹的拉扎(Senhor Lazar),当邦德(James Bond)指责对方,要求对方说出为谁服务时,影片中有如下的台词:

 

拉扎:邦德先生,我与顾客的关系,是完全保密的。好比医生。好比神父与忏悔者。(My relationship with a client, Mr Bond, is strictly confidential. Like a doctor. A priest with a penitent.)

邦德:噢,当然!但你为断指流氓造枪,为暗杀者造子弹。(Oh, of course! Yet you make guns for fingerless hoodlums, bullets for assassins.)

拉扎:邦德先生,子弹不杀人,杀人的是扣板机的手指。(Mr Bond, bullets do not kill. lt is the finger that pulls the trigger.)

 

 

拉扎的工作与犯罪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当代军事科学技术与杀人之间有多大关系?它们是类似的问题。

 

机关枪从概念的提出、设计的一开始,就是要用来杀人的,而不是用来打猎的,虽然事后战争停止时也可以用它打猎,甚至打游戏。制作子弹技术,在子弹制造过程中、甚至在制造之前,就有杀人的目标指向,如何能说是价值中立的?当然,并非所有科学技术都有明显的目标导向,确实存在一些技术是中性的。但不能归纳出所有的技术均是中性的。现代科技不同于传统技术,价值导向一般很明显。目前,在许多国家中枪支不但是受管制的,毒品合成技术、计算机病毒程序设计技术、核技术等等,也是受到限制的。

 

至于李醒民老师的论点,其实很容易驳倒。假如我们认可李老师的结论:“科学的负面作用”是假命题,按照他的逻辑,由此就能够推出很荒唐的结论。

 

李老师指出:“说到底,科学以及它的副产品技术,都是一种工具。工具能使干坏事者干更大的坏事,一般而言却不会使真变假,使善变恶,使美变丑。反'科学主义’者或'反科学’主义者归咎于科学的诸多罪状,事实上并非科学实际为之或能够为之的,而是由诸多综合因素引起的,科学在其中并不起主导作用。追溯科学的'原罪’是无的放失,充其量也不过是舍本逐末,因为这种'原罪’是莫须有的。当然,在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和文化与境中,科学也或多或少地会异化,从而引发不应有的恶果。然而,异化的科学根本不是科学,而且异化的科学的根源在于异化的文化、异化的社会,归根结底在于异化的人。看来,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李老师在多处假想了一种特异的“分离技术”,用它可以把心目中美好的东西从社会之网上剥离出来。李老师已经由“科技”退到了“科学”,即认为技术已经不纯粹了,那么科学就纯粹了?在大科学时代,纯科学的立项也是不纯粹的,也是民主决定了,而民主决策自然要反映举手者的利益。

 

既然“人的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是不是人有好和坏呢?按同样的推理,人也不过是工具!人不能负责,不能负主要责任!呵呵。既然负面作用是假命题,那么依照逻辑一致原则,正面作用也应当是假命题。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早就指出过,功利后果论的论证有缺陷。科学到底有没有正面作用?恐怕李先生与许多人(包括我们)一样都是想当然地承认的,这种正面作用是如何确认的?通常是依照功利后果论,依着同样的理由,负面作用说就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先生也承认科学能够“引发”恶果。

 

另外,除了人之外,还有科学吗?人都死绝了,还剩下某种科学吗?某种上帝的科学吗?好,书本也许还在,那上面有科学!但是,那不是现实的科学。科学从来都是与人相结合的,我们讨论科学的后果,也是与人对其的使用、运用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负面影响当然是就人运作科学技术导致的后果而言的,“科学自身”是抽象的。科学的负面作用也许从来不是指科学自身的负面作用。  

 

所以,当时一读到李老师的文章,就想写一篇《“科学的正面作用”是“假命题”:和李醒民老师》。我一直没动笔,不久清华大学蒋劲松博士已经写出了很好的反驳文章,我没必要另写了。昨天看了一部007老片子,又想起这件事,简写几句吧。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7月3日, 星期二 22:2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敬畏自然”才能真正“大有作为”

“敬畏自然”才能真正“大有作为”

蒋劲松

 

2007-7-1 新·京·报

 

正是这种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才是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避免了我们在饱受种种生活的压榨后,再去压榨土地的悲惨命运。那可是我们最后的依靠。

 

05年热闹一时的“敬畏自然”争论中,有人将“敬畏自然”认定为“反科学”,断言那必将导致“无所作为”,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众多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反驳。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以“为了人类”的借口,宣称“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破坏’一下环境、生态”这样的说法,越来越显得落伍过时了。最近厦门PX事件和太湖蓝藻爆发,都给这种征服自然观念的危害做了极其生动的注脚。而《南方周末》621报道的农民安金磊有机农业的成功试验,告诉我们,“敬畏自然”才能真正“大有作为”。

 

在许多人看来,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安金磊的做法,简直就是倒退,是很不“科学”的。例如,他不用杀虫剂,不用化肥,不用“专家研究出来的,能抗病虫害,收得还多”的种子,而是用本土的种子。别人都是充分利用土地,尽可能地提高复种指数,而他却要让土地休养生息。别人要在谷子田里张网防止麻雀偷吃,而他却对网上惨死的麻雀和燕子非常痛惜,甚至为了麻雀而专门种了四亩谷子。

 

他不是按照大家接受的专家规定的方法来种植,而是用身心来研究。他脸贴地面地趴在地上细看土壤,聆听昆虫的鸣唱来了解田里生态系统的状况,用脚来感受田地的弹性来判断土壤的肥脊。他拒绝杀虫剂,是因为他第一次打开杀虫剂的瓶子,就感到很难受。他凭本能觉得:用这样的东西,“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受穷。在村邻们遭受旱灾、虫灾普遍减产甚至绝收的时候,他那别人不愿承包的40亩薄田却大获丰收。在他专门为麻雀种植的谷子地里,“全县的麻雀开会”,而麻雀对虫害的控制,使得他的田地不必使用杀虫剂。有机农业的耕作方式使得他的棉花品质更好,厂家愿意出高价收购,再加上省了许多种子、农药、化肥的钱,他实际上收入更高,成本更低。

 

这就怪了,难道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吗?为什么他这种更重视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上却更加有效呢?很简单,他所从事的有机农业,超越了近代还原论范式,更重视地方性知识,更鼓励普通公众首创精神,更相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在统一,符合更加先进的科学范式,是一种更加人性化和生态化的技术。

 

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近代科学的认识,都是在实验室或者试验田之类人工控制的环境下,通过隔离、操纵和追踪研究对象而获得的。其有效性自然就局限于人工环境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不过是通过将天然环境按照实验室或试验田的模式充分标准化之后所获得的。

 

所谓高产的优良种子,其实不过是在一定条件下容易获得高产的敏感种子而已。一旦那些各种气候、土壤等复杂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未必能够获得丰产了。再说,这种在一定时期内的丰产往往是要建立在大量使用杀虫剂、化肥基础上的,所消耗的大量投入和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土壤退化的后果,很可能会使得农民丰产并不增收。最后获利的只是种子、农药、化肥公司而已。流行的所谓“科学种植”模式,其实往往是这些商业机构参与建构的,未必那么“科学”。

 

而安金磊的耕作模式,不是简单地将所谓科学的种植方式拿来硬套,而是将有机农业的一般原则,结合了他与那40亩土地、庄稼及其周围环境亲密无间的直接认识,以一种尊重自然的平和心态劳作实施的结果。他成功的秘诀也不是一种精明的“算计”,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慈悲。

 

安金磊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生活中多使用天然物质,避免了许多现代人难以避免的化学污染。与自然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使得他更加敏感,可以聆听蟋蟀的歌唱,欣赏芝麻的奥妙。与村邻相比,他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他还拥有健康而安详的日常生活,拥有淳朴而细腻的精神世界。

 

正是这种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才是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避免了我们在饱受种种生活的压榨后,再去压榨土地的悲惨命运。那可是我们最后的依靠。从这层意义上看,“敬畏自然”才能真正“大有作为”。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7月1日, 星期日 20:01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垄断霸道不是科学精神
摘要: 必须充分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对非主流观点敞开发言渠道,尊重科学之外的文化形式。要紧的不是如何才能消除歧见,而是如何才能丰富人类的思想存量,保全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查看全文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6月24日, 星期日 11:39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科学家的自我反思值得赞赏

科学家的自我反思值得赞赏
蒋劲松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6-16 1:18:55 · 来源: 新京报




  自说自话

  蒋劲松

  科学家从内部对有关科学技术研究及应用的反思难能可贵。这正体现了有良知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科学家是否可以对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进行伦理的反思,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反思,这是最近网络上颇为纷扰的裴雪涛事件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在社会上流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似乎科学研究的合理性不容质疑。这种观点假定,科学研究永远都是有利无害的,至多是中立的。技术的应用固然会产生出负面结果,但那与技术本身无关,是使用的人以及体制的问题。因此,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研究者只需努力工作即可,不需要对研究工作进行伦理的反思。

  然而,这种观点不能成立。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物质性的操作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活动,无论是对实验室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还是对实验室外的环境乃至社会都有可能产生实际的负面影响。

  就技术而言,它也决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支配的中立工具,相反它可能是一种操纵人类生存的座架,决定着人类的选择。因此,无论是科学活动,还是技术成果,都不是一种无关利害的中立手段,而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可能会带来严重负面后果的巨大风险之源。

  从事研究活动的科学家们,对科学研究的细节活动了解较多,本来最有机会反思科学研究的负面后果。然而,一方面由于科学家工作特点决定了他们往往沉浸于技术细节之中,很难统观某一项科学技术的长期、全局影响;一方面由于自身利益的影响,使得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项科学技术的正面影响,而低估或忽视其消极影响。

  在历史上,往往是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外行人士,对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率先提出怀疑和警告。例如,环境问题就是敏感的浪漫主义诗人最早提出来的。但是,外行人士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质疑,在科学技术已占据话语霸权的今天,往往会被贴上“反科学”标签而置之不理。尤其是现代社会大科学兴起,官产学一体化趋势愈演愈烈,面对资本与科技乃至权势的寡头联盟,科技的反思和批判就越发艰难。在科学精神相对缺乏的我国更是如此,先是科幻作家,后来是所谓“科学文化人”,都曾因对科技的反思,而被扣上“反科学”的帽子。

  因此,科学家从内部对有关科学技术研究及应用的反思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这正体现了有良知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家反对原子武器竞赛,推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阿西洛马会议上分子生物学家向社会警示基因工程的风险,并且在风险不确定情况下对研究活动进行自我设限;我国学者薛达元研究员揭示转基因抗虫棉的负面影响等等;都是值得称赞的榜样。

  记得2002年署名“柯文慧”的科学文化学术宣言中,提出要反思“科学的滥用和技术的无度发展”,结果被污为“反科学宣言”。然而,今年中国科学院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试验场所和应用对象牵涉整个自然与社会系统,可能给人类和自然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明确要求科学家必须更加自觉地遵守人类社会和生态的基本伦理。该宣言还要求科学家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一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

  这不仅是科学主义退潮的信号,更是中国科学共同体与时俱进,接受世界科学界普遍价值的重大进步。1999年,在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世界科学大会发表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中,就曾指出,“科学发展的应用和人类活动的发展和扩大,也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和技术灾难,还引起了社会失调或社会排斥现象。”宣言明确要求:“科学家和其他主要参与者更有责任防止违反道德的科学应用或产生不利影响的科学应用;必须遵照在公众广泛辩论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道德标准来从事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知识。”按照这一精神,裴雪涛研究员对科学研究活动的伦理问题进行反思非常可贵,值得赞赏。

  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教授



文章来源: 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0732/2007/06-16/021@011855.htm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6月20日, 星期三 23:07  回复(0) |  引用(0) 加入博采

谁说动物不是“人”?

谁说动物不是“人”?

 

蒋劲松

 

动物也有权利?也要合乎伦理地对待?动物又不是人,这难道不是荒唐透顶吗?在“敬畏自然”论战中,许多人甚至知名学者都有这样的疑惑。

而实际上,且不说环境伦理学的新发展早已肯定了人之外的其他动物同样具有权利,就连动物不是“人”这样的说法,也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同义反复。

现居于维也纳一个动物避难所名叫亚斯的26岁黑猩猩,和许多维也纳市民一样,爱吃油酥馅饼,喜欢画画,不时看看电视。但亚斯的生活现在面临危机,因为它所在的动物避难所已宣布破产,随时可能关门。最近,奥地利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正忙于一场特别法律官司,希望为他争取“做人”的权利,从而享受接受捐助和监护等权益。无独有偶,西班牙议会正在考虑通过一个法案,给予大猩猩以“最基本的道德和法律保护”。

动物保护人士说,亚斯活泼,而且能思考,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应该比“砖块、苹果或者土豆”享受更多的权利。而且他们强调,“为亚斯争取的是生命权、不被虐待的权利以及在某些条件下的自由等。我们当然不会为它争取投票权。”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在科学上证明了,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现代基因技术更是证明了黑猩猩DNA99.4%和人类一样。将动物与人类截然分开,拒不承认动物的权利,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更进一步,在法律和伦理的意义上,是不是“人”,并非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社会协商认定的结果。在古代,不论中外,都曾有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奴隶、女人、异乡人、有色人种等等,在法律和伦理上不具备“人”的资格,不能享受人的待遇。而另一方面,今天像公司、船舶等等在法律上,都会像人一样拥有其权利。

       显然,这里“人”指的不是某种生物学实体,而是一种权利的符号,代表了一种伦理关系。当我们用“人道”来描述一种慈善的行为和思想时,固然超越了狭隘的阶级、民族、种族等人类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界限,体现了一种伦理上的伟大进步;却仍然受制于一种歧视非人动物的偏见。因为这样一来,好像就是在说,残忍地对待人类固然是错误的,因为不够“人道”,没有把人当作“人”对待当然是错误的;而残忍地对待动物就没有什么伦理上的过错,因为说对待动物不够“人道”,没有把动物当作“人”来对待,在字面上好像并没有什么错。

我们今天讲黑猩猩或大猩猩也能算是“人”,当然不是否认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在生物学意义上不可抹杀的差别,而是要求在伦理关系上打破没有根据的“物种歧视”。

某些动物也能算是“人”,这看起来是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恰恰说明了为弱势者争取权利,颠覆习以为常的制度性压迫传统,必须要从体现文化积淀的语言概念入手。如果“人”意味着拥有不受迫害的权利,拥有合乎伦理地对待的权利,那有什么理由说黑猩猩亚斯不是“人”呢?从这一角度上看,为黑猩猩亚斯争取人的权利的法律诉讼,就具有了一种深刻的革命性。它不是要冒犯人类的尊严,而是要努力扩大道德关怀的范围,提升人类的道德境界,恰恰是在凸显人类的尊严。

- 作者: jiangjingsong 2007年05月19日, 星期六 23:34  回复(1) |  引用(0) 加入博采

心理脆弱与科学主义

心理脆弱与科学主义 

 

2007-4-29 新京报 

 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0732/2007/04-29/015@015824.htm

  

 

 

  蒋劲松

 

  自说自话

 

  无所不知的万能院士、永远正确的打假英雄,就应运而生了,即使他们没有那么完美,大众也要造一个神。

 

  我的一位朋友总是批评我不注意提高科学素质。他说,你不要总是“反科学”,应该常读科学报道,多了解一点科学新进展,这对你很有帮助,因为扎实可靠的科学知识给人以力量。我知道他是关心我,所以现在注意学习,时不时也浏览一下科学新闻和旧闻,还果然长见识了。

 

  有条新闻说,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研究生罗塞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相对克里的支持者,布什的支持者对热点问题、政府及政治事务了解较少”,并且有较多的精神疾病现象。这项研究得到该大学心理学教授拉克菲尔德和统计学家吉那克拉的支持。这项研究究竟是否可靠,外行当然难以置喙。但是,这一结果倒是和自由主义常识非常吻合。罗塞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患者倾向于更威严的领导人。如果你的世界非常混乱,那么很自然你会愿意别人告诉你,‘事情以后会变成怎样’。”而通常人们认为,崇尚自由的选民通常希望有更好的知情权,并拒绝权威主义。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啊。我过去还挺纳闷,“老美”不是挺标榜其崇尚自由、人权的吗?为何却老是让小布什这样霸道的粗人把持大位呢?原来,许多美国人缺乏必要的知识,尤其是国际知识,他们无法正视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只好把它简化成黑白分明的漫画。而那些精神不是很健康的人的表现就更容易理解了。

 

  显然,在此情形下,仅仅批评布什政策的错误、不道德,对这些选民是不起多大作用的。

 

  惟一的办法是丰富他们的知识,治疗他们的精神疾病,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世界,这样才可以减轻他们的紧张。

 

  这不禁使我联想到惟科学主义在当下中国的流行。中国公众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在有关科学的事务上,许多人头脑非常混乱,非常希望有权威代替他们做出决定。而惟科学主义者宣称科学绝对正确、科学万能,科学衡量一切和批判一切,我们可以在一切问题上信任科学,这种说法让许多人感到安心、放心。因此,和惟科学主义者所说的相反,正因为中国普通公众缺乏科学知识,惟科学主义才如此盛行。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过去狂热迷信的权威和信条的公信力大大下降,许多人出现了信仰缺失,感到迷茫。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绝对可靠的信条紧抱不放。

 

  旧的造神运动今天不再有效,但是普通民众需要新的神,于是“科学造神”运动再次发动。无所不知的万能院士、永远正确的打假英雄,就应运而生了,即使他们没有那么完美,大众也要造一个神。其实,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惟科学主义和过去的教条主义并无本质不同,不过是权威主义的一个新版本而已。也难怪,当年喊着政治口号批判共振论、摩尔根遗传学的那些人,今天摇身一变,以科学自居,同样忙活着堵塞言论,打压思想。

 

  也正因如此,对这些惟科学主义痴迷者来说,仅仅在理论上驳斥科学主义的荒谬,是远远不能让他们抛弃这种错误的观念的。费耶阿本德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主义流行的问题时指出,许多人尚未达到生活在自由社会中所必须的那种成熟性。而“自由社会中的人必须对非常基本的问题做出决定,他们必须知道如何汇集必要的信息,他们必须理解不同传统的目的以及它们在其成员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因此,消除科学主义泛滥惟一有效的途径就是,一方面通过科学普及,让他们知识不断丰富起来,掌握更多的知识,对现实世界有更加全面和多彩的认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文化的氛围更加宽松、和谐,使他们慢慢适应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现实,逐步放弃那种必须依靠一种绝对可靠的教条才能生活的心态。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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